孙有俊（81岁）

　　1941年春，我考入伪满洲国北新国民优级学校，是二年制，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六年级。现在道外北环路上的市第八中学，就是原“北新”学校的校址。

　　“北新”校坐落在道外正阳北十六道街（即现在的靖宇街）南侧东西走向的街道上，是新建不久的校舍，是拐尺型的三层大楼，校门朝南，有台阶，一进门，是“玄关”，很壮观。操场在大楼的后边，很大，像个足球场，可以举行400米的田径赛；有旗杆，有教练台，全校师生聚会时，校长站在上面讲话；大型体育活动时，体育老师在上面指挥。体育设施有一排单杠和钢管结构攀登梯，设在教练台的左侧，靠木板墙，右侧是篮球场。操场用马蹄形状的木板墙围着，沿墙是大树，夏天可以乘凉。

　　我入学时，被分配在一年七级。我在光裕小学的同学、也是邻居的商符辰（上世纪70年代是市商委处长）分配在一年四级，还有我认识的韩学贞（上世纪80年代市第一院妇产科主任医生），分配在一年九级（女生级），她是邻居刘廷俊的妻妹。商、韩都是级长，我是后来才当上级长的，经常在一块开级长会。因为我刚从山东老家来，山东口音很重，成为大家笑谈的对象。有一次，早晨上学，我穿着新做的棉大衣（比较长，小孩子，长得快，准备多穿几年）。迈步走上学校门口的台阶，竟给绊倒了，惹得几个女同学笑我这个“小山东棒子”。

　　一入校，先得过卫生关，学校的卫生要求很严。每天上学，得用口袋装着一双便鞋（有些学生每天上学必须带的东西有书包、鞋袋子、饭盒子），进学校的大门后，必须在“玄关”换鞋。只有老师准许穿鞋进学校。每周有一次大扫除，教室和走廊的地板，要求擦得见木纹。窗户和桌椅，要求窗明几净。在两年的学习期间，大家因没搞好卫生，受处分是常有的事。

　　入学后，要很快会背《国民须知》。每星期一在大礼堂有全校师生集会，先由一名教师从保存《诏书》的地方取来，低着头、恭恭敬敬地递给站在讲台上的校长李逢春，由他打开宣读。《诏书》宣读完毕，再有一位教师领着师生背《国民须知》。在操场集会，16个班的学生，千余人，最讨厌听训导主任的讲话，他是日本人，说日语，我们都听不懂，有位叫白玉凤的女老师给翻译，她声音很小，仍然听不清楚。

　　国民优级的课程主要有语文、日语、体育、书法、绘画、音乐、手工等。很难说我喜欢什么课程。语文课有“郭松龄之死”（具体课文题目记不得了），我背熟了郭给张学良的遗言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恨贤弟谋而不合”。日语课文，我至今能记得的是描写哈尔滨1月19日的“冰上洗礼记”，日语是：“零下39度”，“蒙古风，呜，呜”。我在耄耋之年，还能背下这几句日语。音乐课时老师教我们唱“粽子香，香满堂”，是在端午节期间，这个印象深得很。音乐考试，在大礼堂进行，级任老师米树德弹琴，5个学生站成一排，同时唱指定的歌曲，唱完，老师逐一给打分。手工课，有一次是老师发给每人一套细木板和砂纸，让自己做成军舰、飞机、坦克等模型。小锯是自己买的（至今我还当纪念品保存着）。至于绘画，我就是画不好。允许带回家画时，邻居王铁石（市公安局离休干部，现在也八十多岁了）看我画得费劲又不成样子，就给我修改，他已经是“一高”的学生了。

　　每学期中间，有临时的考试，期末考试发成绩书，让家长知道孩子的学习成绩。我喜欢中间考试，是突击性的，不用准备。我讨厌期末考试，既要上课，又要准备考试，业余时间就不能玩了。父亲如知道我头痛了，那就是又要考试了。我的学习成绩，一般保持在前十名，得过第三名，只有一次，排名竟落在20几名。每次考试，互相作弊是常有的事，同桌的，会有意互相看答题，前后左右桌的，会传送纸条。老师监堂，一般也不太严。有位叫于天德的同学，每次期末考试都是前三名，或第一名，他后来考入“二高”，但在八一五光复后，再无信息。

　　我们一年七级的级任老师是赵德诠，开学不久，他辞职到市法院去工作，接替的是位女老师赵淑兰，不到三十岁，她到职不久，就改选我当级长，直到毕业。级任老师教的课一般主要是语文，其他的课程均有专职老师教。她有事请假，就由其丈夫来代课。我的日语不好，还跟着她补习，每逢星期日到她家去补习，夫妻俩没有小孩，有时，她的丈夫给我补习。她家住在南岗教堂街，街道空阔偏僻，坐摩电车，得换一次车，下车得走一段路。我找了一个同学陪我去，既补习了日语，又有了耍伴。赵老师不要补习费，年节时，父亲买了礼物，让我送去表示感谢。后来，她也调走了。新来的米树德老师担任我们的级任，他是回族，人很厉害，我在他的手里吃过大苦头。有一次，我这个级长带领一帮同学去清扫操场，扫完，我们就玩起来，他说我们没有扫干净，很生气，把我这个级长打了屁股板子。这一打，把我打病了，险些送了命，连治病、疗养，休养一个多月，耽误了功课，毕业后，参加报名“二高”考试时，第一榜是日语，就名落孙山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从刘柏耀同志（曾是哈尔滨日报记者、《妇女之友》杂志总编辑）口中，得知米老师竟是她丈夫的哥哥，还没等我去看望他，就去世了。

　　我们级的隔壁是一年八级，级任老师也是女老师，名叫刘玉兰，比我们赵老师的年龄大，态度比较严厉，空堂时，她来到教室，坐在教案旁，看着学生做自习。我们级就不这样，空堂时，赵老师一般不来，学生就放羊了，我这个级长也管不了。

　　商符辰的日语也不行，就跟刘老师补习日语，每周有一个晚上去补习一次。我知道后，也跟着去。我们去的那个晚上，有四五个学生跟她补习日语；她收补习费，不用送礼了。65年前，小学教师就是凭这点收入，维持和改善生活。

　　学校每年最少组织一次运动会，在学校操场举行。操场上可以划出400米的跑道，满够学生比赛用。我们级的王吉轩（市公安局离休干部，已经谢世）等爱好体育的同学，可以大显身手，会为班级争得成绩和荣誉。级任老师这时才理解到，为什么平日同学们都袒护这些爱好运动的学生，他们旷课了，也要为他们做掩护，或为他们请假。学校里最有名气的体育教师姓李，从准备召开运动会，到进行比赛，是他最忙也最神气的时候。哪个同学取得了运动好成绩，李老师会高兴得闭不上嘴。李老师身材瘦小，竟是田径能手，赛跑的示范动作非常标准，跑起来，速度飞快，姿态优美。

　　我家住在地灵十道街，距离学校也就是两站地，加上上下车走路的时间，不如步行快。为了同天天乘车的同学玩，有时也乘两站车。车票都是从售票员手中买的旧票，可以少花钱。我是级长，早晨经常早到校，为班级做准备工作，往记事黑板上填写头一天出席、缺席、迟到、请假、早退的人数，便于老师上课时参阅；有时来到学校，学校的大门还没开。当级长，每学期末，能得到一个奖状，上写“以资鼓励”等文字。

　　每天上下学，要经过北十四道街的成泰益火磨，它是一个独立的大院，工厂装小麦的麻袋垛占了一条街。它的面粉仓库在路北，搬运工人要把成袋的面粉，扛到路北的仓库。工人穿的深色衣服和护肩，已经成白色了，从机器房走出来，肩上至少要扛4袋面粉，手中还要拿着签子，有的则用口衔着（是计算劳动量的码子），他们鱼贯而行，走数百米，出大院的大门，过道才能进入仓库大门。我每当看到这些，就想起在私塾背的欧阳修《秋声赋》：“衔枚疾走，不闻号令，但闻人马之行声”。我是连“行声”也听不见，看到的只是“形色宛然，变态百出”，小小年纪，能不动情。

　　学校有个小卖部，午间，卖油条、烧饼，店家送来后，由学生负责卖，然后将钱如数交给店家。这项工作，由各班级轮流值日，一般是级长再加上几名同学。报酬是给油条、烧饼吃。午饭，有些学生在学校买着吃，也有上街买东西吃，更多的是自带饭盒。饭盒中装的多是高粱米、小米、苞米面饼子加点菜和咸鸭蛋。我刚入学时，父亲给我买老鼎丰的蛋糕，1元1斤，带得少了，吃不饱，带得多了，不如吃油条、烧饼便宜。后来，既买着吃，也带饭盒。

　　1943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“大东亚共荣圈”“圣战”，败局已定，我们教室里悬挂着南洋群岛战事态势图，上面的小红旗，不再往上插了。学校将操场的铁栅栏拆毁献纳，去做大炮，支援“圣战”，又让学生家长出钱修木栅栏，每个学生都要交钱。学校还组织学生到火车站去“迎接亡灵”，大概是日本士官的骨灰盒，不会是一般士兵的。在第一站台上，我们去的学生和其他人，站成夹道，日本兵胸前用白带挎着骨灰盒，低头鱼贯走下列车，走向出口。有的日本妇女掩面而哭。回到家，同大人说了，都说，小日本鬼子是兔子尾巴不会太长了。

　　稿源： 新晚报
　　作者： (见稿内署名)
　　编辑： 牛显达